来源：管理学人

文章来源：纽约时报

作者：Steven Johnson

翻译：管理学人

原文标题为：Beyond the Bitcoin Bubble

单词的顺序没有任何意义：它们是根据算法从一本英文字典上随机提取的几个单词的组合。它们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们是一个名为MetaMask的软件工具专门为我生成的。用密码学的行话说，它们是我的种子短语。它们读起来可能像一个不连贯的意识流，但这些词可以转换成一个钥匙，解锁一个数字银行账户，甚至一个在线身份。只需要再经过几个步骤。

屏幕上提示我好好保管我的种子短语：把它写下来，或者存在电脑上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把那12个单词写到一个文本编辑器里，点击一个按钮，我的种子短语就变成了一串64个看似毫无规律的字符:

1b0be2162cedb2744d016943bb14e71de6af95a63af3790d6b41b1e719dc5c66

在密码学的世界里，这就是所谓的“私钥”：它是证明身份的一种方式，就像现实世界里的钥匙在你打开前门时证明你的身份一样。我的种子短语每次都能生成准确的字符序列，但没有任何已知的方式可以从私钥逆向推出种子短语，所以，把种子短语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非常重要。

然后，这个私钥将经过另外两项转换，生成一个新字符串:

0x6c2ecd6388c550e8d99ada34a1cd55bedd052ad9

这个字符串是我在以太坊(Ethereum)区块链上的地址。

以太坊与加密货币比特币属于同一类，在过去的一年里，比特币的价值增长了逾1000%。以太坊也有自己的货币，最主要的货币是以太币，不过这个平台提供货币以外的很多业务。你可以将我的以太坊地址视为一个银行帐户、一个电子邮件地址和一个社会安全号码。现在，它只存在于我的电脑里，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没有活力的字符，但是，一旦我尝试进行任何类型的业务——例如，向一个众筹活动捐款，或者在一项网上公决中投票——这个地址就可以立即扩散到一个由试图验证这项交易的电脑组成的临时全球网络中。验证结果进而传播到更大的网络中，更多的机器加入到一场进行复杂数学计算的竞赛中，获胜的电脑得以将这项交易记录在一个单一的标准化记录簿里，它包括以太坊史上的所有交易。鉴于这些交易是以一系列数据“块”登记的，所以这个记录簿被称为区块链。

整个交易过程只需几分钟就完成了。在我看来，这段经历与我在网上的日常活动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但在技术层面上，奇迹正在发生——仅在十年前，这还是不可想像的。我安全地完成了一项交易，而过去我们赖以建立信任的传统机构都没有参与其中。没有中间人促成这项交易；没有社交媒体网络从我的交易中获取数据，以便更好地定位广告；没有信用机构追踪这次交易，以了解我的财务可信度。

而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这个平台呢？它不归任何人所有。以太坊公司没有得到任何风险投资者的支持，因为它根本不存在。从组织形式的角度讲，以太坊更像是一个民主国家，而非私营公司。没有高高在上的首席执行官发号施令。你通过加入这个社区、承担工作而获得驾驭以太坊这艘大船的特权。与比特币等大多数区块链平台一样，以太坊更像是一个群体，而非一个正式的实体。它的边界是开放的；它的等级结构被故意压平了。

哦，还有一件事：这群人中的一些人已经通过自己的劳动积累了数十亿美元的折合净资产，因为一枚“以太币”的价值从2017年1月1日的8美元上升至整整一年后的843美元。

你可能不在乎这些变革。毕竟，比特币和以太币的疯涨看起来像是非理性繁荣的一个案例。你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难以理解的技术突破呢？它现在给你的感觉与登录一个网站、进行信用卡支付没什么不同。

但这种轻视是目光短浅的。如果说我们从近些年互联网的历史中得到过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一旦某项技术被广泛采纳，关于软件架构的看似深奥的决策就会释放出深远的全球影响力。如果20世纪70年代采用的电子邮件标准将公私钥匙加密作为默认设置，那么我们或许本可以避免灾难性的电子邮件攻击，它困扰着所有人——从索尼到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成百上千万普通消费者也许本可以免于遭受常见的身份盗窃。如果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在原始设置中加入一个用于绘制我们社会身份的协议，那么可能就不会出现Facebook了。

以太坊等区块链平台的真正信徒认为，分布式信任网络是软件架构的一项进步，从长远来看，它将具有历史意义。正是这种潜力推动了加密货币估值的大幅跃升。但从某种程度上讲，比特币泡沫可能最终不过是区块链真正意义的一个干扰现象。这些新技术的支持者认为，它们真正的潜在价值并不在于取代现实世界的货币，而在于取代我们现在认为的互联网的许多属性，与此同时，将网络世界变回更分散、更平等的体系。如果你赞同那些支持者的观点，那么区块链就是未来。但它也是回归互联网根基的一种方式。

互联网曾是无限图书馆和全球连接性的乌托邦之梦的灵感来源，但在过去的一年里，它似乎成了一个通用的替罪羊：我们把自己面临的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罪于互联网。俄罗斯恶魔通过在Facebook上散布假新闻摧毁了民主制度；Twitter和Reddit上充斥着仇恨言论；极客精英们的巨额财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现象。对许多经历过互联网早期的人来说，过去的几年几乎像是“堕落后的时代”。互联网曾经催生了一种新型平等主义媒体，它包括小型杂志、博客和自组织百科全书；20世纪主导大众文化的信息巨头们将让位给一个更分散的系统，它由协作性的网络而非等级和传播渠道定义。更广泛的文化将反映互联网本身的点对点架构。当时的网络并不是乌托邦——当时也有金融泡沫和垃圾邮件等上千个问题——但当时我们认为，在这些缺陷之下，有一个潜在的进步故事。

去年，这个故事最终崩溃了。当然，不相信网络的人一直都存在；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多地来自从前的狂热者。“我们必须修复互联网，”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传记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总统几周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40年后，它开始侵蚀它自己和我们。”前谷歌战略师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Williams)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说：“注意力经济的力量旨在从结构上破坏人类的意志。”纽约顶级风险投资公司联合广场风险投资公司的管理合伙人布拉德•伯纳姆(Brad Burnham)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叹息数字时代的准垄断企业造成的附带损害：“在Facebook新闻订阅的雷同内容的汪洋大海之中，出版商发现自己变成了商品内容供应商。很多网站发现自己的命运会因谷歌搜索算法的微小变化而彻底改变。在亚马逊决定直接在中国采购产品、并将需求重新定向到自己的产品时，制造商们只能无助地看着自己的销售额下降（特此声明：伯纳姆的公司曾于2006年给我创办的一家公司投资；自从2011年我的公司被出售以来，我们不再存在任何财务关系）。甚至连网络本身的发明者伯纳斯-李也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表达他的担忧：以广告为基础的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模式创造了一种网络环境，导致“那些令人惊讶、震惊或旨在迎合偏见的错误信息或‘假新闻’可以像野火一样蔓延”。

对于大多数批评者来说，解决这些巨大的结构性问题的方式要么是再次提醒人们警惕这些工具的危险性——关掉智能手机，不让孩子们使用社交媒体——要么是借助监管和反垄断的强大力量：像对待上一个时代的铁路网或电话网等关乎公共利益的其他行业那样，对科技巨头进行严格监控。这两种想法都值得称赞：我们可能真的必须养成一套新习惯，改变我们与社交媒体互动的方式；谷歌和Facebook等强大的公司应该和电视网一样，受到严格的监管审查，这似乎完全合乎情理。但这些干预措施不大可能解决网络世界面临的核心问题。毕竟，在上世纪90年代，不只是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在挑战微软的垄断地位，不断涌现的软件和硬件也削弱了微软的主导地位，比如互联网、开源软件和苹果产品。

以太坊等平台背后的区块链支持者认为，软件、加密技术和分布式系统的一系列进步可以解决当今数字世界的问题：在线广告的腐蚀性刺激；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等准垄断企业；俄罗斯的信息造假活动。如果这些技术进步取得成功，它们创造出来的东西对科技巨头霸权的挑战也许比任何反垄断法规都有效得多。他们甚至声称，可以提供一种方式，取代赢家通吃的资本主义模式，后者将财富不平等推到了强盗大亨时代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种解决方案尚未体现在任何能被普通科技消费者理解的产品中。到目前为止，唯一获得主流认可的区块链项目是比特币，而它正处于投机泡沫之中，它的泡沫如此之大，使得上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IPO热潮看起来就像邻里车库拍卖。任何试图理解区块链的人都面临着认知上的不和谐：这项未来革命的潜在力量正在被它所吸引到的人严重削弱——他们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流氓团伙，由江湖骗子、假先知和唯利是图者组成。追求开放和分散网络的技术专家不是第一次发现自己被一大群想一夜暴富的机会主义者包围。问题在于，泡沫破灭后，区块链的真正潜力能否发挥出来。

对研究现代科技史的一些学生来说，互联网的堕落遵循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剧本。正如吴修铭(Tim Wu)在他2010年出版的《总开关》(The Master Switch)一书中所说的，20世纪所有主要的信息技术都遵循类似的发展模式，一开始都是业余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玩物——他们是出于好奇或为了追求社群感——最终都落入了关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跨国公司的手中。吴修铭称这种模式为循环(Cycle)，至少从表面上看，互联网以令人信服的忠诚遵循着这个循环。互联网最初是由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项目和业余爱好组成的大杂烩。但在万维网首次进入大众想像力20年后，它催生了资本主义史上最强大、最有价值的一些公司，比如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并间接催生了苹果公司。

区块链的倡导者并不认为这个循环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事实上，互联网的根基比之前的信息技术更为开放和分散，如果我们当初秉持这种根基，它本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网络世界就不会被少数几个信息时代的巨头所主宰；我们的新闻平台就更不容易遭受操纵和欺诈；身份盗窃就远不会如此猖獗；广告收入就会分布到更广泛的媒体领域。

要想理解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将互联网看作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系统叠加在一起，就像考古挖掘中的两个层。其中一层由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发、九十年代达到临界规模（至少从观众数量上看）的软件协议组成（协议是通用语言的软件版，是多台计算机同意相互通信的一种方式。有些协议负责互联网原始数据的流动，有些负责发送电子邮件消息，有些负责定义网页地址）。然后在它们之上，有另一层基于互联网的服务，比如，Facebook、谷歌、亚马逊和Twitter，这些服务商大多在之后的十年里开始掌权。

我们姑且把第一层称为Internet One，它是建立在开放协议之上的，而开放协议则是由学术研究人员和国际标准机构定义和维护的，不归任何人所有。事实上，最初的开放性依然存在于我们周围，我们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电子邮件依然是基于开放协议POP、SMTP和IMAP；网站依然享受着开放协议HTTP的服务；而比特依然是通过互联网的原始开放协议TCP/IP传输的。就算你无法从技术层面理解这些软件公约是如何运行的，你也能享受它们带来的益处。它们共有的关键特征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它们。如果你想建一个网页，你不需要向某个拥有HTTP的公司支付授权费；如果你想用SMTP发送电子邮件，你不必向广告商出售你的部分身份。互联网的开放协议造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以公域为基础的生产活动，那就是维基百科。

要想了解这些被我们忽视的协议的益处是多么巨大，那就想像一下，假设其中一个关键标准没有被开发出来，会出现什么情形：例如，我们用来定义地理位置的开放标准——GPS。GPS最初是美国军方开发出来的，在里根执政时期首次用于民用。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它主要为航空业所用，直到个人消费者开始在汽车导航系统中使用它。现在有了智能手机，我们可以从头顶的GPS卫星接收信号，我们可以利用它非凡的力量做各种事情，比如寻找附近的餐馆、玩精灵宝可梦GO(Pokemon Go)，或协调救灾行动。

但是，如果当初军方把GPS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个时候，硅谷等科技中心的创新者会收到一个市场信号，得知消费者对建立精确的地理坐标感兴趣，想把这些位置投射到数字地图上。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会出现激烈的竞争，竞争对手们会纷纷把自己的专用卫星送入地球同步轨道，推行自己独特的协议，但是最终，鉴于一个通用的验证位置的方式所能带来的效率，市场会选定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模型。姑且称这个假想的公司为GeoBook。起初，对于试图将定位意识加入自己的硬件和软件中的消费者和其他公司来说，对GeoBook的接受将是一种飞跃。但慢慢地，会出现一个更黑暗的故事：一个单独的私人公司可以追踪全球数十亿人的动向，根据我们不断变化的位置打造出一个广告巨头。任何试图开发与定位密切相关的应用程序的初创公司都很容易被强大的GeoBook左右。人们会写出适度愤怒的批评文章，谴责天空中这个老大哥对公众的威慑。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原因很简单。与网页、电子邮件地址和域名的位置一样，地理位置也是用开放协议解决了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很少考虑GPS运行得多么好，以及有多少应用程序是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

结果证明，开放、分散的网络活跃、健康地存在于Internet One之上。但是，自从我们在90年代中期选定万维网之后，就很少采用新的开放标准协议了。在1995年之后，技术专家们遇到的一些最重大的问题——许多是围绕身份、社区和支付机制——都留给了私营部门去解决。这就导致在本世纪初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新互联网服务层，我们可以称之为Internet Two。

造就互联网的开放协议的发明者们尽管非常聪明，但没有纳入一些后来被证明对网络文化的未来至关重要的元素。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建立一个在网络上确立人类身份的安全、开放的标准。信息单位可以被定义，比如网页、链接和消息，但是，人没有自己的协议：没有办法定义和分享你的真实姓名、你的位置、你的兴趣，或者（也许是最重要的）你和网上其他人的关系。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重大疏忽，因为身份是一个可以从公认的解决方案中获益的问题。它是以太坊的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所说的“基础层”设施，类似于语言、道路和邮政服务，这些平台是公共领域的底层，商业和竞争实际上依赖于这些平台的支持。在线下，不存在实体护照或社会安全号码的开放市场；我们通过一些权威机构向其他人证明我们就是自己声称的身份，这些机构大多是由国家力量支持的。但在网络上，私营部门开始介入，填补这个空白，因为身份具有普遍问题的特征，因此，市场很有动力选定一个通用标准，来界定你自己和你认识的人。

然后出现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经济学家们称之为“不断增加的回报”或“网络效应”，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尝试使用了一些社交媒体初创公司的产品，比如Myspace和Friendster，然后市场选定了一个确定你的身份以及你认识的人的专有标准。这个标准就是Facebook。Facebook拥有20多亿用户，比上世纪90年代末商业域名泡沫顶峰时期的整个互联网的规模都大。用户数量的增长让它在成立仅14年后就成为世界上第六大最有价值的公司。Facebook是那个将InternetOne与InternetTwo经济体分开的鸿沟的终极体现。定义电子邮件、GPS或开放网络的协议不归任何私人公司所有。但是现在，定义20亿人社交身份的数据归一家公司所有，而该公司的主要表决权归一个人所有，那就是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

如果你认为集中式网络的兴起是“循环”不可避免的一环，早期网络的开放协议理想主义不过是一种青少年的错误意识，那么我们就更没有理由为我们放弃InternetOne愿景的种种作为感到担忧了。要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堕落的国度，无法返回伊甸园；要么，伊甸园本身只是一个幻想，终将被集权腐蚀。不管是哪种情况，试图恢复InternetOne的架构都没有意义，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借助国家的力量，通过监管和反垄断行动控制这些企业巨头。它是奥德雷·洛德(Audre Lorde)那句老话的变体：“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除主人的房子。”你不可能通过提供更多的技术解决方案来解决技术带给我们的问题。你需要借助软件和服务器领域之外的力量，来瓦解拥有巨大权力的垄断集团。

不过，这个比喻中的主人的房子有两层。建造它的上层所用的工具确实无法用来拆除房子。但是，建造下层所用的开放协议依然有可能用来建造更好的房子。

开放协议复兴最有说服力的一位倡导者是胡安·贝内特(Juan Benet)。他是墨西哥出生的一名程序员，现在他和女友以及另一名程序员租住在加州帕洛阿尔托市郊一个小巷的三居室里，还有一些房客轮流住在这里，其中一些是贝内特的公司“协议实验室”(Protocol Labs)的员工。在去年9月份一个温暖的日子里，贝内特穿着“协议实验室”的黑色连帽衫在门口迎接我。这个空间的内部让人想起了HBO电视剧《硅谷》(Silicon Valley)里的孵化器/兄弟会房子，它的客厅被一排黑色电脑显示器霸占。门厅的白板上潦草地写着：“欢迎来到瑞文戴尔(Rivendell)”，这是向《指环王》(Lord of the Rings)中的精灵族城致敬。“我们把这所房子称为瑞文戴尔，”贝内特腼腆地说。“这个瑞文戴尔不够好。它没有足够的书、瀑布和精灵。”

29岁的贝内特认为自己是在第一次P2P革命时代诞生的孩子，P2P在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曾短暂繁荣过，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比特流(Bit Torrent)这样的网络推动的，比特流常常被用于传播非法媒体文件。最初的这次繁荣在很多方面都是互联网分散、开放协议根基的自然衍生物。万维网已经表明，你可以在以公域为基础的网络上可靠地发布文件。比特流或Skype等服务器将这种逻辑带到了下一个层次，允许普通用户在互联网上添加新功能，例如，像比特流那样，创建分布式媒体库（大多是盗版的），或者像Skype那样，帮助人们通过互联网打电话。

贝内特坐在瑞文戴尔的客厅兼办公室里对我说，他认为，由于Skype和比特流的兴起，21世纪初就像“点对点的‘夏季’”——它的沙拉时代。“但后来，点对点遇到了阻力，因为人们开始更青睐集中化架构，”他说，“还有一个原因是，点对点的业务模式都是为了盗版。”贝内特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毕业生，他说话的方式让人想起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他说话时，眼睛扫视你头顶上方的空白处，像是在看一个无形的提词器。他对协议实验室正在开发的技术充满热情，但也热衷于将它置于更广阔的环境中。对贝内特来说，从分布式系统向更集中的方式的转变引发了几乎无人料到的变化。“游戏规则，也就是管理所有这些技术的规则，非常重要，”他说，“我们现在构建的结构将在五年或十年后让一切以截然不同的方式运行。”他接着说道：“当时我就知道，点对点非同寻常。当时我不知道的是，它面临着极大的风险，我们必须接过接力棒，轮到我们来保护它了。”

协议实验室是贝内特接过接力棒的尝试，它的第一个项目是对互联网文件系统的彻底改革，包括我们用来解决网页位置的基本方案。贝内特将他的系统称为IPFS，它是星际文件系统(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的缩写。当前的协议——HTTP——一次从一个位置下载网页，没有内置的机制来归档在线页面。而通过IPFS，用户可以从多个位置同时下载一个页面，它还包括程序员所称的“历史版本控制”，这样，过去的版本就不会从历史记录中消失。为了支持该协议，贝内特还创建了一个名为Filecoin的系统，该系统能让用户有效地出租未使用的硬盘空间（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数据版的“爱彼迎”[Airbnb]）。“现在，地球上有无数的硬盘闲置不用，或者基本上闲置不用，它们的所有者实际上是在浪费钱，”贝内特说，“所以，你可以给网络增加大量存储空间，从而降低整体存储成本。”但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协议实验室的雄心远不止这些项目，贝内特更重要的使命是在未来几年里支持许多新的开源协议。

为什么互联网会从开放走向封闭？一个原因是疏忽：当新一代程序员开始着手解决Internet One未解决的问题时，只要程序员让自己的系统保持封闭状态，那么就会有接近无限的资金来源对这些系统进行投资。Internet One开放协议成功的秘诀在于，它们是在大多数人都不关心网络的时代开发出来的，所以它们能悄悄达到临界规模，而不必与富有的企业集团和风险资本家竞争。但是，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像Facebook这种有前途的初创公司，甚至在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之前，都能吸引数百万美元的融资。而且，私营部门的资金导致这些公司的关键软件保持封闭状态，以便为股东获取尽可能多的价值。

然而，正如风险投资家克里斯•迪克森(Chris Dixon)所指出的，还有另一个因素，那个因素本质上是技术方面的，而非财务方面的。“假设你想建立一个开放的Twitter，”迪克森坐在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AndreessenHorowitz)纽约办公室的会议室里说。他是该公司的一名普通合伙人。“我是Twitter上的 @cdixon。你把它存在哪里呢？你需要一个数据库。”像Facebook或Twitter这样的封闭架构将用户的所有信息——他们的操作、他们的喜好和照片、他们在网络上与其他人的联系图谱——存入一个由公司维护的私人数据库中。无论你何时查看自己的Facebook新闻订阅，你都可以访问该数据库的极小一部分内容，只看到与你相关的信息。

运行Facebook的数据库是难以想像的复杂操作，依赖于遍布全球的数十万个服务器，它们由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些工程师们监管。从Facebook的角度看，他们在为人类提供一项宝贵的服务：为世界上几乎所有人创建一个通用的社交图谱。他们不得不出售广告，支付那些服务所需的成本，他们网络的庞大规模让他们拥有对世界各地20亿人的思想产生影响的巨大力量，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是为了共享的社交图谱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这种妥协确实有道理；创建一个能追踪数亿人之间的互动的数据库——更别提20亿人了——是只有单个组织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正如贝内特等区块链支持者急于证明的，事实可能不再是这样了。

那么，在当下大型科技公司已经吸引了数十亿用户、共同坐拥数千亿美元的情况下，你怎么才能让人们真正采用基础协议呢？如果你恰好认为当下的互联网正对社会造成日益恶化的严重危害，那么这个看似深奥的问题——让人们采用新的开源技术标准的难度——最终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我们想不出办法，来引入对立的新基础架构，那么我们就只能困在如今的互联网中。我们最多只能期望政府进行干预，削弱Facebook或谷歌的影响力，或者消费者开始抵制，鼓励市场转向霸权更小的在线服务商，这相当于放弃大型农业公司、转向当地农产品市场的数字版。这两种方法都不会颠覆Internet Two的潜在力量。

2008年，在扎克伯格为他不断壮大的公司开设第一个国际总部后不久，第一个真正对封闭协议时代发起挑战的迹象出现了。一名（或一群）自称中本聪(SatoshiNakamoto)的神秘程序员向一个加密邮件群发了一篇论文。论文标题为《比特币：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Cash System)。中本聪 在文章中概述了一种巧妙的数字货币系统，它不需要一个集中的权威机构来验证交易。当时，Facebook和比特币似乎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一个是获得风投支持的蓬勃发展的社交媒体初创公司，它可以让你分享生日祝福，与老朋友联系，而另一个则是一个神秘电子邮件列表发来的复杂的加密货币计划。但十年后，中本聪通过那篇论文传播的观点对Facebook等InternetTwo巨头的霸主地位构成了最重大的挑战。

比特币的矛盾之处在于，它很可能是一项真正革命性的突破，但作为货币，它也是巨大的失败。如我上文所述，在过去的五年里，比特币的价值增长了近100000%，那些早期投资者从中牟取了巨额收益，但也让它落下了极不稳定的支付机制的名声。创造新比特币的过程也造成了惊人的能源消耗。

历史上有很多新技术最初的应用与最终的用途无关。所有对比特币作为支付系统的关注，可能同样会被证明是一种干扰——一种技术上的干扰。中本聪在最初的宣言中将比特币定位为“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但他（或她，或他们）倡导的革新的核心具有更普遍的架构，这种架构有两个关键特征。

首先，比特币提供了一种证据，证明你可以创建一个安全的数据库，也就是区块链，它分布在数十万台计算机上，没有一个权威机构控制和验证那些数据的真实性。

第二，中本聪设计比特币的用意在于，用少量日益稀少的比特币来回报维护分布式账簿的工作。如果你将自己计算机一半的处理能力用于帮助比特币网络进行计算——从而抵御黑客和骗子——你就能得到极小一部分比特币。根据中本聪设计的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比特币会变得越来越难获得，从而在该系统内确保一定程度的稀缺性。如果你在早期帮助比特币维护数据库的安全，你将比后来者赚取更多的比特币。这个过程后来被称为“挖矿”。

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忘记关于比特币的其他各种狂热，就记住这两点：中本聪向全世界推出的是一种数据库内容协议，没有任何人“掌管”这个数据库，他还设计了一种方式，回报那些协助让这个数据库变得更有价值的人，他们都不在正式的工资单上，也不持有一个企业实体的股份。这两种想法结合在一起，解决了分布式数据库的问题以及资金问题。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方法，可以支持在Facebook和Twitter的萌芽时期所缺乏的开放协议。

这两个功能现在已在数十个受比特币启发而创立的新系统中得到了复制。其中一个系统是以太坊，它是维塔利克·布特林年仅19岁时在一本白皮书中提出的。以太坊确实也有自己的货币，但以太坊的核心不是为了方便电子支付，而是为了让人们在以太坊区块链上运行各种应用程序。目前，有数百个以太坊应用程序正在开发之中，例如，市场预测程序、Facebook的克隆版，或众筹服务。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处于初期测试阶段，还不能供消费者使用。尽管这些应用程序尚处于萌芽状态，但以太币已经出现了轻微的与比特币类似的泡沫，布特林极有可能已经获得了巨额财富。

这些货币可以以聪明的方式使用。胡安·贝内特的Filecoin系统将依赖于以太坊技术，并奖励那些使用IPFS协议或帮助维护它所需的共享数据库的用户和开发人员。协议实验室正在创建自己的加密货币，它的名字也是Filecoin，并计划在未来几个月里在公开市场上出售部分Filecoin（2017年夏季，该公司在向获得认可的投资者进行贝内特所称的代币“预售”的前60分钟内筹集了1.35亿美元）。许多加密货币一开始是通过一种被称为“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简称ICO）的过程向公众发行的。

ICO的缩写是故意让人联想到首次公开发行(IPO)，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一次互联网泡沫就与IPO有很大关系。但两者之间有一个关键区别。投机者可以在ICO期间买入虚拟货币，但与传统的IPO不同的是，他们买到的并不是私营公司的股权及其专有软件。之后，虚拟货币会被继续生产出来，以换取劳动——在Filecoin的例子中，就是换取任何帮助维持Filecoin网络的人的劳动。帮助改进该软件的开发人员可以赚取虚拟货币，普通用户也可以通过提供自己多余的硬盘空间、扩展该网络的存储容量而赚取虚拟货币。Filecoin是一种信号，表明某人在某个地方为该网络增加了价值。

克里斯•迪克森等倡导者已经开始用“代币”（而非货币）来指代这个等式的补偿方，以强调这种技术并不是为了破坏现有的货币系统。“我喜欢代币这个比喻，因为它清晰地表明，它就像一个游乐场，”他说，“你可以在游乐场里使用这些代币。但我们并不想取代美国政府。它并不想成为真正的货币，它只是这个世界里的伪货币。” MetaMask的创始人丹·芬利(Dan Finlay)跟迪克森的看法一致。“在我看来，它的有趣之处在于，我们可以开发新的价值体系，”他说，“它们不一定与货币类似。”

不管真假与否，ICO的概念已经激发了大量可疑的发行，其中一些是名人代言的，他们不大像是区块链的狂热支持者，比如DJ哈立德(Khaled)、帕丽斯·希尔顿(Paris Hilton)和弗洛伊德·梅韦瑟(Floyd Mayweather)。弗雷德·威尔逊(Fred Wilson)是联合广场风险投资公司的一位创始人，也是区块链革命的早期倡导者。他在2017年10月发表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强烈抨击ICO的蔓延。“我厌恶它，”威尔逊写道。他还写道，大部分ICO“是诈骗。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宣传ICO的名人和其他人是为了发财，他们的行为很恶劣，而且可能违反了证券法”。可以说，人们对ICO以及比特币或以太币等现有货币激增的兴趣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许多金融投机活动已经被吸引到了那些实际上没有普通消费者使用的平台上。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互联网泡沫时期，至少普通人在亚马逊上买书，或者在网上读报纸，有明确的证据表明，网络会成为主流平台。而如今，大肆宣传的周期加快了很多，所以数十亿美元正在追逐一项虚拟社区之外的人几乎不能理解、更别提使用的技术。

为了方便讨论，让我们假设，炒作是必要的，以太坊等区块链平台成了我们数字架构的基础部分。然后，分布式账簿和代币经济又将如何挑战科技巨头呢？弗雷德•威尔逊在联合广场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布拉德•伯纳姆提到了另一个科技巨头可能面临的情形。去年，这个科技巨头与监管机构和公众舆论发生了冲突，它就是优步(Uber)。“优步基本上只是司机和乘客之间的协调平台，”伯纳姆说，“是的，它曾经极具创新性，一开始有很多东西要考虑，比如降低司机是否会用的焦虑，还有地图，还需要证明很多方面的可信度。”但当优步等新服务商开始起飞时，市场就有了强大的动力，去团结在一个领导者周围。使用优步的乘客越多，就能吸引到更多的司机，进而吸引到更多的乘客。人们已经在优步上绑定了自己的信用卡；已经下载了这个应用程序；路上的优步司机要多得多。因此，尝试其他竞争对手的服务的转换成本最终会令人望而却步，尽管它的首席执行官似乎是个混蛋，或者，尽管从理论上讲，消费者更喜欢一个有12个优步的充满竞争的市场。“从某个时候起，围绕这个协调软件的创新变得越来越没有新意，”伯纳姆说。

区块链的世界有不同的主张。想像一下，某个类似协议实验室的团体认定，有必要再加一个“基础层”。正如GPS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现和分享自己位置的方法一样，这个新协议将定义一个简单的请求：我在这里，想去那里。一个分布式账簿可以记录所有用户过去的旅行、信用卡，以及最喜欢的地点，也就是优步或亚马逊等服务商用来鼓励用户注册的所有元数据。为了方便讨论，我们称它为交通协议(Transitprotocol)。将交通请求发送到互联网上的标准将是完全开放的；任何想要构建一个应用程序来响应该请求的人都可以自由地去构建。城市可以开发交通应用程序，以便出租车司机回应请求。自行车共享组织或人力车夫也可以回应。开发者可以创建共享的市场应用程序，所有使用交通协议的潜在车辆都可以争夺你的业务。当你走到人行道上，想要搭车时，你在叫车前不必忠实于某一个供应商。你只需简单地宣布，你站在第67街和麦迪逊大道的交叉口，需要去联合广场。然后，你会得到一连串竞争性报价。从理论上讲，你甚至可以得到纽约市运输局的报价。它可以创建一个服务器，提醒交通协议的用户，直接搭乘6号线地铁可能便宜得多，也快得多。

当优步和Lyft已经在车辆共享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时，交通协议又能如何达到临界规模呢？这时，就需要代币上场了。较早开始使用交通协议的人将获得交通代币，它们可以用来购买交通服务或兑换成传统货币。与比特币一样，随着交通协议的普及，代币的发行量会越来越少。在早期，一名使用交通协议开发了一个iPhone应用程序的人可能会幸运地获得大量代币；开始将交通协议作为寻找乘客的另一种选择的出租车司机可以获得代币，那是对他/她采纳这个系统的奖励；有冒险精神的消费者在早期使用交通协议会得到代币奖励，因为与优步或Lyft等现有的专有网络相比，早期交通协议的司机更少。

在交通协议开始起步之时，它会吸引投机者，他们会给代币定价，并通过抬高它的价值来提升人们对协议的兴趣，这会进而吸引更多的开发商、司机和客户。如果整个系统最终能像它的倡导者所期待的那样运行，那么结果就会出现一个更具竞争力而又更公平的市场。所有的经济价值不是被一两个主导市场的大公司的股东攫取，而是分布到一个更广泛的群体中：交通协议的早期开发者；让协议以更方便消费者的形式运行的应用程序创造者；早期使用该协议的司机和乘客；以及第一批投机者。代币经济体引入了一套奇怪的新元素，它们与传统模式不同：与股东权益模式不同，人们不是通过拥有某种东西而创造价值，而是通过改善底层协议创造价值，比如协助维护分类账簿（例如像比特币挖矿那样），或者通过在它的基础上编写应用程序，或者只是通过使用它的服务。创始人、投资者和客户之间的界线比传统的公司模式要模糊得多，所有的激励显然都是为了避免赢家通吃的结果。然而，与此同时，整个系统依赖于最初的投机阶段，外部人士把赌注押在代币会升值上。

“你想想90年代的互联网泡沫，以及我们从中得到的所有伟大的基础架构，”迪克森说。“ 你基本上是把它的影响力缩小到应用程序的规模。”

即使是分散的加密运动也有自己的关键节点。对以太坊来说，其中一个节点是一个名为ConsenSys的组织的布鲁克林总部，该组织由约瑟夫·卢宾(Joseph Lubin)创立，他是以太坊的早期倡导者之一。去年11月，26岁的首席营销官阿曼达·格特曼(AmandaGutterman)带我参观了ConsenSys。在我们见面的最初几分钟里，她按照惯例给我冲咖啡，结果发现厨房里的滴流咖啡机干绷绷的。“如果我们连咖啡都冲不了，我们怎么能修复互联网呢？”她大笑着说。

ConsenSys公司的总部位于工业区布什维克区，离披萨圣地Roberta’s餐厅仅一步之遥，似乎很难配得上“总部”这个词。它的前门上装饰着涂鸦和贴纸，里面的楼梯上次翻修恐怕还是在柯立芝总统执政时期。该组织刚成立三年，但已在28个国家拥有550多名员工，而且从未筹集过任何风险资金。作为一个组织，ConsenSys不完全属于任何通常的类别：从法律角度讲，它是一个公司，但它也有类似于非营利组织和工人团体的元素。ConsenSys成员的共同目标是加强和扩展以太坊区块链。他们支持那些为该平台创造新应用程序和工具的开发者，其中一个是MetaMask——我的以太坊地址就是这个软件生成的。但他们也为那些希望将以太坊的智能合同整合到自己系统中的公司、非营利组织或政府提供咨询。

与过去几年的许多在线危机一样，区块链的真正考验将围绕身份问题展开。现在，你的数字身份分散在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不同的网站上：亚马逊有你的信用卡信息和你的购买历史；Facebook知道你的朋友和家人；Equifax维护你的信用记录。当你使用这些服务时，你实际上是在请求允许借用你自己的部分信息来完成一项任务，例如，为你的叔叔订购一份圣诞礼物，或者在Instagram上查看昨晚办公室聚会的照片。但是，你身份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碎片都不属于你，它们属于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它们可以在不征求你的同意的情况下随意向广告商出售你的部分信息。当然，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随意删除这些账户。如果你不再使用Facebook，扎克伯格和Facebook的股东们将不再能够通过把你的注意力出租给他们真正的客户而赚你的钱。但你的Facebook或谷歌身份是不可移植的。如果你想加入另一个受俄罗斯机器人影响的程度可能更轻的有前途的社交网络，你无法从Twitter上提取你的社交网络，把它存在新的服务器上。你必须从头开始构建自己的社交网络（还得说服所有的朋友都这么做）。

区块链的倡导者认为这个方法整体上是落后的。你应该拥有自己的数字身份——它可以包括所有信息，例如，你的出生日期、朋友网络和购买历史——你应该可以自由地向你认为合适的服务商提供部分信息。由于这种身份没有融入最初的互联网协议，而且在比特币出现之前，管理分布式数据库十分困难，所以这种“自主权”式的身份——用行话说——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讲，是不可能实现的。而现在，这个目标可以实现了。一些基于区块链的服务商正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包括一个衍生自ConsenSys的名为uPort的新身份系统，以及另一个目前基于比特币平台的名为Blockstack的系统（蒂姆·伯纳斯-李正在领导开发一个名为Solid的类似的系统，它将赋予用户对自己数据的控制权）。这些相互竞争的协议都有略微不同的框架，但它们对身份应该如何在一个真正分散的互联网上运作有共同的设想。

如何阻止一个基于区块链的新身份标准不陷入吴修铭所说的循环之中呢？正是这个循环让Facebook占据了如今这样的主导地位。也许没什么能阻止。但是，想像一下，这一连串的事件能在实践中产生什么结果。有人创建了一个新协议来通过以太坊定义你的社交网络。它可能就像其他的以太坊地址列表一样简单，换句话说就是，“这些是我喜欢和信任的人的公共地址”。这种定义你的社交网络的方法很可能会成功，并最终取代在Facebook上定义你的社交网络的封闭系统。也许有一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会使用这个标准来绘制自己的社会关系图谱，就像互联网上的每一个人都使用TCP/IP来共享数据一样。但是，即使大家都使用这种新的身份形式，它也不会导致你在封闭系统中看到的那种滥用和操纵——封闭系统已经成了事实上的标准。我可能会允许一个类似于facebook的服务商使用我的社交图谱，根据我的朋友们的活动，来为我筛选新闻、八卦或音乐，但如果那个服务商惹怒了我，我可以随意试用其他类似的服务商，而不必担心转换成本。一个开放的身份标准能让普通人有机会把自己的注意力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或者干脆把它放在市场之外。

格特曼表示，同样的系统可以应用到更重要的身份形式上，比如医疗数据。你的基因组不是存储在一个私人公司的服务器上，而是储存在一个私人数据档案里。“我可能不想让很多公司实体看到我的数据，但我也许想把这些数据捐给一项医学研究，”她说，“我可以用我的基于区块链的自主权身份来允许这个组织而非那个组织使用它。或者，我可以在这里把它卖掉，在那里免费赠送。”

代币架构让基于区块链的身份标准比Facebook等封闭标准多了一个优势。正如许多批评者注意到的那样，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内容几乎都是普通用户创造的，但他们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而那些公司却通过广告销售攫取了这些内容的所有经济价值。一个基于代币的社交网络至少能让早期采用者分一杯羹，奖励他们为使新平台具有吸引力而付出的劳动。“如果有人真的能开发出另一个版本的Facebook，让用户也能拥有这个网络的一部分并获得报酬，”迪克森说，“它就会极具吸引力。”

信息在分布式区块链中会比在谷歌或Facebook等巨头企业复杂的防火墙后面更安全吗？在这一点上，比特币的故事很有启发性：作为一种货币，它可能永远都不够稳定，但它确实为分布式账簿的安全性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看看比特币或以太坊的市值：800亿美元，250亿美元，不管多少，”迪克森说，“这意味着，如果你成功地攻击了这个系统，你就可以拿走10亿多美元。你知道什么是‘漏洞赏金’吗？有人说，‘如果你侵入我的系统，我会给你一百万美元。’所以，比特币现在是已悬赏了九年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漏洞赏金，但没人侵入它。这就是极好的证据。”

额外的安全性将来自这些新身份协议的分散性本质。在Blockstack提出的身份系统中，关于你身份的确切信息——你的社会关系和购买历史等——可能存储在网上的任何地方。区块链只是提供安全密钥来解锁这些信息，并与其他可信的服务商共享。如果一个系统拥有一个集中存储库（安全专家称之为“蜜罐”），它存储着数亿用户的数据，那么这个系统对黑客的吸引力要大得多。你会选择下面哪种做法：为了盗取一亿条信用记录，侵入一亿个独立的个人电脑，然后四处寻找，直到你在每台电脑上找到正确的数据？还是仅仅侵入Equifax公司的一个蜜罐，在几个小时内带走同样多的数据？正如格特曼说的，“这相当于抢劫一个房子与抢劫整个村庄的区别。”

因此，区块链的架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它被广泛接受后可能会被如何滥用的问题。这是它的魅力和力量的一部分。区块链通过允许代币在平台的真正支持者之间广泛共享，来疏导投机泡沫的能量。它防止任何个人或小团体获得对整个数据库的控制。它的加密设计是为了抵挡国家监控或身份窃贼。在这方面，区块链展现出了与政治宪法同属一族的相似性：它的规则着眼于它们在各个阶段可能会被如何利用。

关于比特币等非法定货币的无政府自由主义倾向，已经有了大量论述。这个社区充满“自主权”这样的词汇和短语，它们听起来像是蒙大拿州的一些民兵组织的口号。然而，区块链的理念对那些想要更公平地分配财富、打破数字时代垄断组织的人极具诱惑力，因为它有可能打破权力的大量集中，探索不太专有的所有权模式。

区块链世界观听上去属于自由主义派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提出的消除信息垄断等资本主义弊病的解决方案不是由国家实施的。不过，相信区块链并不一定是反对监管——如果监管是为了实现互补目的的话。例如，布拉德·伯纳姆认为，监管机构应该坚信，每个人都有“拥有一个私人数据存储空间的权利”，在那个空间里，他们网络身份的各个方面都将得到维护。但政府不需要设计这些身份协议。它们将在开源区块链上进行开发。从意识形态角度讲，那个私人数据存储空间将是真正的团队协作的产物：作为一个知识公域来构建，由代币投机者资助，获得负责监管的国家的支持。

与最初的互联网本身一样，区块链是一种具有激进的、接近社群主义可能性的想法，但它同时也吸引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最没有价值而退化的欲望。在我们开始上网的前几年里，世界由开放协议和知识公域定义；在第二个阶段，世界日益由封闭架构和专有数据库主导。我们已经从这段历史中获得了足够多的证据，可以证明，开放优于封闭，至少在基础层问题上是这样的。但我们不太容易回到开放协议时代。一些具有救世意义的下一代互联网协议不太可能像近50年前第一代互联网时代那样，从国防部的研究中衍生出来。

是的，区块链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最糟糕的投机资本主义，是的，它非常难以理解。但是，开放协议的美妙之处在于，那些在初期发现并支持它们的人可以把它们引向令人惊讶的新方向。现在，区块链是复兴开放协议精神的唯一的、真正的希望所在。它最终能否实现自己的平等主义潜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些拥抱这个平台的人，正如胡安·贝内特所说的，他们从早期的网络先驱手中接过了接力棒。如果你认为互联网当前的化身难以维系，那么你无法通过思想性文章和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法规来改变这个系统。你需要的是新代码。